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被壓迫者劇場——一條永恆的解放道路(之一)


文︰萬佩萱   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執行長                      2016

    
  前言:被壓迫者劇場不是民眾劇場也不是社區劇場    

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每當我跟人提起被壓迫者劇場,總能挑起聽者的敏感神經,以疑慮眼神望著我謹慎的問:它和政治有關嗎?也有人說:台灣沒有被壓迫者;或稱,被壓迫者劇場不適用於台灣這樣優渥的社會。於是我從2006年開始用民眾劇場和社區劇場包裝它。

然而,在台灣民眾劇場和社區劇場行走多年,我滿懷困惑卻始終弄不明白這困惑從何而來。多年積累的磕磕碰碰,終於在2010年某個特殊時刻讓我意識到,台灣這種由上而下用劇場作社區營造的政策,和被壓迫者劇場致力改變社會的草根性相去甚遠。

民眾劇場、社區劇場和被壓迫者劇場三者重疊在共同的對象——“人(People)”的身上,因而忽略它們本質上差異。就拿台灣官方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劇場為例,台灣社區人演社區事的社區劇場和其他國家以社群(community[1])為基礎由民間團體發起或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展的Community Theatre最大的差別在於,Community Theatre參與者首重社會中相對弱勢的社群(under privileged community)如,流浪兒童、青少年、街友、基層勞工、少數民族、婦女、監獄犯人等。總之國際 Community Theatre多以弱勢社群人們為主,以彰顯劇場給人聲音的培力過程。

眼看幾十年過去,在台灣特殊社會變遷下長出的民眾劇場和社區劇場,已被塑造成特定概念,且被形塑的樣貌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或許,就這樣永遠被定型、定性了。於是迴轉身褪下被我強塞入民眾劇場和社區劇場小鞋的被壓迫者劇場,重新梳理被壓迫者劇場、批判教育和人性化社會發展之間的連結。期盼藉這篇文章,邀請人類、教育、心理和社會工作者用劇場創造人與世界對話的契機喚醒主體意識,從而改造社會朝向人性化世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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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詡是個社會教育工作者,自2003年接觸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以下稱TO[2]便被它人本精神,尊重多元和民主對話的過程所撼動。累積十多年實踐經驗,發現TO和解放教育均有重視人的主體性與批判意識的本質。因而期許自己致力結合兩者,用它做點有意義的事。與社會邊緣社群人們同行遂成為我的志業。


一       壹、和人們一起行動的被壓迫者劇場


TO重視身體、感官意識和自主選擇的全方位參與。人們在遊戲、創作和戲劇呈現過程中運用多元藝術與自己、他人和世界進行對話;其『過程』超越演員訓練、舞台技巧、編劇和戲劇表演的框限。事實上,過程本身便具備探索自我與世界的教育意涵。Augusto Boal 說“被壓迫者劇場是為了讓人們不再將說話的權力委託給演員,無論思考或演出,他們為自己思考,為自己演出和行動。”,這精神呼應P. Freire的教育論述,真正的教育不是由AB(A for B)來實行的,也不是AB有關(A about B)的情形下來實行的,而是由ABA with B)一起來實行的…”結合Freire教育哲思的TO因而是融合批判意識的多元藝術與心理的探索旅程,也是和人們一起行動的解放歷程。


TO通過敘事(Narrative)創作、多元對話(Dialog)、反思(Reflection)和行動(Action)四元素攪動參與者身心匯聚能量,成就一相互陪伴、激盪碰撞、對話和轉化生命的歷程。這四項元素互為表裡,且相互堆疊建構出螺旋上升的支撐力量,是參與者建構自我,批判和轉化社會的基礎。

(一)敘事(Narrative創作——議題的回顧與再現

上世紀初,西方劇場伴隨民主政治和革命思潮輸入中國,轉變以娛樂為取向的中國戲曲傳統,舞台成為政治宣傳工具。台灣亦然。劇場成為國家機器和少數精英壟斷資源——或以代言手段、或以教化形式——掌控人民思想的利器,使得弱勢社群在主流社會下不僅面貌模糊,其形象的「他者化」亦成了消費的商品,社群被型塑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削弱被公平認識與尊重的權利。TO創始者Boal意識到在社會主流的敘事下,邊緣社群唯有掌握自己的聲音,才得以展現主體意欲與意志。

歷經多年實踐,我發現要能辨認社群界限處境(limiting situation)須以個人生命經驗為起點。美國邏輯學家柯奇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認為,人們對事情的瞭解及賦予意義,都是由文化背景決定,也受限於該文化的背景知識  [3]。當人「活著的」獨特經驗沒能「說」出或「表達」出來,隨著時間的消逝,生命將留在原地,既沒有形狀也沒有意義,成了未完成的經驗——一道裂縫。因此,回顧過往意識自己的不完美,是人們探尋重生的陣痛儀式;裂縫是光進入生命的地方。



 透過敘事再現議題,辨識出它們其實是非人性化社會結構下的產物。因為人都有尚未被發現、被決定的身、心、靈和社會能力,而這些能力須得到尊重才會被激發,也是對生命中存有的(Being)及未來的可能的承諾。(De Bois, 199626~27) 敘事如投石入湖,盪出的漣漪漸進向外拓展,連結個人與社群,社群與社會,終至個人與世界的關係。參與者在集體探索和生命共振的過程,得以跨越微觀視界宏觀覺察製造壓迫的社會結構與成因;一種成為人的批判性存有(Being)。

 由於“…能將自己行動與他自身當成反思的存有。[4],個人敘事遂能夠在群聚能量流動的生命巨河中,安全地將個人和製造壓迫的界限處境分開。敘事者在劇場引導者和夥伴的協助下將議題外化,把積累的知識經驗客觀化成一組雕像或小品——一個被覺察、反思與批判的對象。人們一旦和這些獨特的議題分離開來,便能覺察主體意欲,感受到自主選擇的力量。

劇場創造一個彼時與現時共在的場域。敘事者在過去(經驗)和當下(敘事)時空交錯的空間將事件客觀化,覺察自己既是議題的行為者,也是作品的創造者和觀眾,三者在劇場相遇因並行而拉出距離觸發反思的觀點。過程中針對事件進行對話開啟新的看到,除釐清獨特經驗對個人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並賦予未完成經驗以意義,另一方面,也能發現個人與社群的關係,從而產生生命共同體的團結意識。


人們運用肢體作為語言將議題深挖、外化,除顯現多層次探索的藝術創作,並在自主選擇的前提下,開啟多軌並存的覺察與反思路徑。TO引導者需具備對自身或主流敘事慣習進行反身性批判能力,且能善用提問方式,循多元視角引導人們將自身與議題之間的作用力看得更清楚重新詮釋賦予新意。敘事創作從「個人敘事」開始,在螺旋上升、下降反覆探索的過程中漸次提升到「我們(社群)共同的議題」,在參與者為己「發聲」的前提下,建立相互信任、相互珍惜、相互支持的關係,通過集體創作邁向探索世界的旅程。
 
參與者在人我共融的遊戲中,透過多層次肢體展演和藝術創作潛入自我,分享感受、梳理生命經驗,意識活著的意義。每一次的外化都因參與者生活及關係的轉換和不同呈現方式,而產生新的詮釋與意義;這樣的敘事創作過程我稱之為敘事劇場[5]。無論是再現或創新,它們所賦予歷史的新意,除了是敘事者主觀意識的我與他人及世界的相遇,亦是一種多元照見、協調與合作創作過程衍生意義,建構一個互為主體的場域,經由集體協作解構和重構生命經驗與文化。

根據後現代社會建構論者Kenneth J. Gergen假定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可以發展出無止境的意義,這些意義並不局限於腦袋,也不存在於一般認為的個體心靈之中,而是不斷變化的故事洪流中的成分。焦點從各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建構現實的模式,轉移到眾人如何在彼此的互動中,建構、調整並維持其真實而有意義的社會。[5] TO讓人跳脫社會這樣那樣的文化、價值、國族框限,給出空間,檢視舊議題於今日時空下的意義,跨越時空反思社會結構與自身命運間的關係,企盼能因此生出轉化衝突改變命運的智慧。

2009年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以下稱TO中心)在台灣中部大安溪畔,和達觀部落工作站了解不同成員對工作坊的期待。理事長說:“...用劇場當作回顧和部落工作展望未來的方法。劇場可以讓大家在忙碌的腳步中,有一點時間回顧從前生活的點點滴滴,和這些年大家共同生活的故事(九二一紀念晚會)演給大家看也演給自己看…” 透過和工作站社工交談,進一步瞭解,機構正面臨組織發展的瓶頸。我想,回顧、探索定位和未來展望,對工作站夥伴們而言,或許和演出同樣重要吧。經過數次交流,得到慢慢來,比較快的共識。(編註:工作坊從2009年開始,斷斷續續進行到2011年紀念晚會止。)
工作站餐廳和部落老人供餐的工作地,
拖拖抹抹後就成了工作坊場所




連續三年夏天,工作站在極度忙碌的日程表中擠出數天進行工作坊。工作坊從個人故事到集體回顧,轉化成一幕幕敘事場景成員們回頭觀看、幽默面對笑中帶淚的地震當晚與重建過程,從癱坐椅上的男人和勇敢扛起生計的婦女,漸進發展到族人相互扶持,以及和外來者921災後進入部落協助重建的NGO社工)關係的轉化故事。兩位青年在反思日誌這麼說:
部落大專青年921讀國小2年級)
我更進一步的認識自己生長的部落,和身邊熟悉的人

工作站社工:
這幾天下來,跟大家的距離有拉近,加上自己本身文化(註:漢人)的差異,一直都是一個人在(註:部落)慢慢適應,雖然步伐緩慢,但卻一直不願放棄聽到了許多平日沒聽過的故事,不論是辛酸的地震後的艱辛,或生活長年的苦

雕像:泰雅族Gaga精神
回溯歷史的敘事創作,不是為了建立一套說故事的技巧或劇本,而是為了建構原始生命的敘事「檔案」,其用意在於,運用劇場的方式建立屬於社群的「資料庫」。建立資料庫的關鍵之一在於引導者的特質和態度。引導者需具備自我反思的批判性和對議題的高度敏感特質,理解回頭探問歷史既不是為了尋找「真理或解答」,也不是為了搜尋素材供戲劇創作的開放態度。敘事創作是為了將社群內看似各自獨立的生命「檔案」積累成「資料庫」,以生產具歷史意義的社群知識,集體詮釋歷史事件、澄清自身文化價值,從而建構以社群為主體的歷史觀點與集體記憶。

資料庫裡的故事、符號和社會現實是社群知識的「位元」(byte),資料庫是存放知識位元的「母體」(matrix)。透過資料庫的不同排列組合,運用推演、歸納方法萃取主題和規律,理解社會的變化與脈動並和世界對話[6]產出的資料遂成為社群的「敘事百寶箱」;一個創造集體生命意義的工具箱。人們可以用敘事創作修補社群遺失的價值與記憶,重新建構社群的歷史觀與知識系統,繼而成為推動社會永續發展的動能。[7]   








[1] 1417 世紀「community」代表實際團體,如地區的百姓、政府或組織,16世紀起其意義逐漸轉變成為以關係為重的群體。從翻譯上來區分,譯為「社區」時,強調的是「區 域」或「場所」的概念,譯為「社群」時,則著重在「人」的身份認同,根據個人身份組成的社群主體。
[2] 被壓迫者劇場含括兩大區塊 一、工作坊((感官遊戲(演員訓練)+敘事創作(編劇)),二、論述表達與行動(包括七種劇場技術。分別是,形象劇場、論壇劇場、隱形劇場、立法劇場、報紙劇場、慾望彩虹和行動劇場。這些名稱各異的劇場,都從感官遊戲開始。)
[3] 知識是對某個主題確信的認識,並且這些認識擁有潛在的能力為特定目的而使用。意指透過經驗或聯想,而能夠熟悉進而了解某件事情。根據傳統知識分析,知識具備三個特徵:被證實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維基百科。
[4] 《受壓迫者教育學》 p
[5] 此處指涉的敘事劇場不是一般認知的戲劇表演,而是運用被壓迫者劇場技巧的原汁原味敘事過程與戲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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