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
我常以『被壓迫者劇場是為了啟動社會的改變』作為工作坊的開場；這樣的開場方式不只讓我心情複雜，而且還冒著一定程度的危險。我告訴參與者，他們知道自己體能、心理、情緒、和精神上的極限，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參與者對自己負責，任何人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都有說不的權利。為自己說『不』，對許多人而言是顛覆性的概念。我也提醒他們，工作坊是集體參與的課程，個人所給出的將為全體成員所共享。
最後一次和博奧一起參加工作坊之後，我越來越瞭解這麼做的重要性。如果引導者/丒客承擔所有參與者的責任，引導者便延續了一種普遍溫情的角色，使得參與者徒然錯失做自己的主人的機會。最糟的是，這麼做會造成人們無力感；參與者頂多在工作坊感覺良好，卻無法產生在真實世界行動的能力。而參與者原本可以帶著在工作坊發掘的動力、問題意識、分析能力與想法，回到現實世界付諸轉變。正如奧古斯都在無數次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時所言：「我關心你，但我不能為你負責。我不能這麼做。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對你最好」。
這種開場白讓人深刻的成果之一在於，那些意識到過去或正在被剝削、統治、虐待或壓迫的人，較不會在工作坊過程中感到困擾，也最能在練習或運用戲劇工具遇到困難時，站出來為自己負責任。例如，在一系列暴力主題的工作坊中，那些經歷暴力關係的人，最清楚什麼時候得小心，知道自己不想處於什麼樣的場景，以及不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他們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在其它相同議題的工作坊，間接受暴的人多等待引導者出來保護他，或不知怎麼保護自己，甚至要到工作坊結束後才對自身曾經經歷的事有所反應。
工作坊的目標是創造安全空間。在這裡人們可以自在地分享故事，尋找解決共同困境的方法。在這裡沒有任何評判，我盡量不做詮釋；引導者保持彈性很重要。丑客[1]是工作坊過程的助產士。這與我們過去被教導如何「帶領」以及「被帶領」十分不同。尤其當工作坊有公開表演的壓力時，丑客必須持續在尊重團體的步調和成果展演之間取得平衡。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某次我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團體工作坊。第一天的上午還沒結束，事態就相當明顯－參與者不喜歡我精心設計的課程。他們只想準備與市政府的會議，要求更多育兒津貼和差旅費，告訴我不要再玩這些幼稚的劇場遊戲。在與我共事的傑出教育家馬洛利．波凱基的建議下，我們花了幾天的時間，聽他們訴說關於學校的事，僅在工作坊結束前做一點TO的練習與技術，以突破表演的壓抑（如把史特拉斯堡小丑遊戲[2]變成衝撞官僚體制）簡單呈現參與者的故事。他們和政府的會議相當成功，既提高了參與者的自信，也豐富了提供給政府的資料。這個經驗讓我學到重要的一課，不要執著於自己的規劃。
我另一個TO工作是創作論壇劇場並進行公開演出。我在1988年創立狂熱天秤（Passionate Balance）劇團，曾受委託編寫和演出一齣關於大學性騷擾的作品，當時我將議題濃縮成兩場論壇劇場，一是和特定議題的社群共同創作演出。該作品通常以社群為基礎，因而有足夠的空間去探索新的技術方法。「當我是駕駛」（In the Driver`s Seat）則和青少年一起創作，一齣關於青少年酒駕的戲。在提出論壇劇場反模式之前，我們花了兩個月的課餘時間與六名高中生進行工作坊，接著又花一個月的時間排練。我們的步調非常緩慢而謹慎，特別是因為這個議題可能引發青少年的情緒性反應；在展開探索任何令人困擾的議題前，務必先建立安全的討論氛圍。為了顧及故事的多元性，四名學生各講一段故事。每個故事各有不同的權力關係，隨著探索過程而逐漸清晰看到，每個人都面對來自同儕和父母壓力所形成的隱微權力結構；這些關係反映並鞏固了既有社會的權力結構；劇團的任務即是找出揭露、質疑這個結構的方法。
我也接受聘僱從事論壇劇場創作的工作。這工作從搜尋資料、編寫到排練經常在極短時間內得完成，我稱為「急速創作」。在急速創作過程，我會和一組專業劇場工作者共事，這些成員對戲劇的形式與內容至關重要。在工作坊，我們開始探索建立論壇的新方式。原始的TO模式，只有一名核心人物（主角）代表整個社群，我們發現有時候需要一位以上的主角。譬如探討性騷擾「我什麼都沒做」（I didn`t do anything）的戲，我們辦了一個工作坊，參與的人涵蓋大學裡三個階層－教師、學生、職員。情況相當明顯，即使同為性騷擾受害者，對性騷擾的感受，還要看當事人在體制中的位置。我們創作的論壇劇場反模式，學生的部分最讓人 產生共鳴，但在劇中亦有主角為教授與秘書的場景。有趣的是，當觀眾面對各獨立場景中性騷擾的人時，似乎沒人意識到這三位主角遭遇相同的處境，這個練習，其實有機會讓這三位主角－教授、學生和秘書聯合起來捍衛自身權益的。
另一齣受加拿大民眾服務聯盟（Public Service Alliance of Canada）聘僱探討職場壓力的戲「壓力/焦慮，需要幫忙嗎？」（STRESS/ANGST, Puis-Je Vous
Aider?Can I help You?），劇中有兩個主角，我們告訴兩人關於他們角色的故事。一位是當地工會幹事，嫁給工會成員，有三個小孩，肩負工會職責還得照顧家庭，工作環境除了空氣品質很糟外，還有個會性騷擾的老闆。另一位員工較年長且不怎麼討人喜歡，他/她（依不同版本設定不同的性別）憤世嫉俗且好酒，面臨被炒魷魚的壓力。其他角色則呈現職場權力關係，以及來自家庭與工會各種權力的拉扯。每個配角都是另一角色的潛在盟友。人人均因負荷來自組織結構與個人內在的壓力而彼此疏離；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能夠在彼此疏離的環境中進行合作。
劇團最近還演了一齣被我們戲稱「主義秀」（The Ism Show）的戲。這齣戲是為人權協會編寫來慶祝世界人權日的。觀眾相當多元，許多是人權奮鬥專業人士。基於上位者往往忽視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的脈絡，我們認為結構上位者正視自己的責任是重要的，而在戲中採用如下的結構：一位男老闆與女老闆得意的在健身房，各自吹噓自己對員工是多麼地尊重與開放。在他們各自宣稱其自由開放的理念後，我們用論壇劇場反模式反映，無論老闆話說得多漂亮，其實都是在運用自身權力，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員工，而員工又以同樣方式對待他人。我們呈現博奧稱為「壓迫者/受壓迫者」的關係，人們一方面是被權控的人，另一方面也是運用權力來壓迫別人的人。劇情發展如下：男老闆誇耀他的女性主管多麼優秀，下一幕則是女主管拒絕租屋給原住民女性及其黑人丈夫。女老闆則吹噓她傑出的黑人人事經理——他是上一幕租屋遭拒的黑人，下一幕呈現他開除一位年邁的員工，只因為老闆想留下另一位年輕人。最後一個反模式場景，這留下的年輕人建議老闆開除坐輪椅的女員工。全劇的結尾，兩位主角互拍肩膀，為彼此的寬宏大量感到驕傲，卻完全沒注意在他們聊天時，他們面前的女服務生正被性騷擾。
這齣論壇劇場有許多觀眾介入演出，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那些身居高位自認為進步而開放的人的反應。極少數取代坐輪椅的女員工，大多數人堅持取代老闆，企圖讓他/她知道該如何對待員工。這些介入的嘗試讓我們明白一件事，親切和善良無益於改變權力關係。一個男的觀眾上台取代男性老闆來解決性騷擾問題。扮演女服務生的演員告訴他，如果提出性騷擾控訴，將遭到解雇，他要求她挺身對抗健身房經理，捍衛自己，同時把自己的手放在女老闆的後頸，強迫她加入討論。
在「是時候了」（It`s Time, C`est l`heure）這齣戲，我們開始用結構性觀點探討，表面看來存有敵對關係的人，但其實彼此握有（或缺乏）同等權力和互利需要的人；具敵對關係的人將能量用來互相競爭，以維持既有權力結構。全劇以四個主角的日常生活做開場，然後將他們放在彼此以某種權力控制的方式牽制另一個人的處境。我們要求觀眾介入，取代自己最有感受的人。
工作坊是一連串發現、適應、反思、需求與驚喜。我大多運用TO提供非理論、具娛樂性的方法來發現相互權控的結構、指出社群共有現實、探索解決之道。人們總覺得自己孤立無靠，但是透過介入舞台或工作坊過程看見自己的現實處境，並有機會向代表權控的演員說或做些什麼，因而使得介入演出的人與觀看的人均被賦權。至關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所引發的想法、討論和辯論，比介入演出者提出解決方法更重要。
隨著自己實踐工作的累積，我就越想發展運用TO的其他方法，來檢視生活中限制我們的權控結構。現在，我最關切的重要問題跟創造論壇劇場反模式的結構有關。TO模式能有效地指出、理解權力階層，它的衝突概念——必須有主角及配角，是美學、政治、經濟和人際關係的核心。我們的社會化思考，讓我們只看見對立和衝突，而非合作的可能，這使得我們困在二元對立的社會，用非此即彼的態度來詮釋事物。傳統的TO方法，讓我們看到權控結構主宰下的人際關係。或許要困擾，這麼做不是複製了我們意圖改變的社會結構嗎？事實上，TO讓我們清楚呈現不同處境造成衝突的需要與動機，藉此揭露權力結構。有什麼方式可以調整權力控制結構，讓明明能享有共同利益，卻視彼此為「敵人」的人們互相瞭解，並成為盟友？比方說，環保學家能否和伐木者溝通，形成同盟，共同挑戰那些同時剝削工人、破壞環境的幕後黑手？我們能否運用TO來瞭解、認可、接受彼此的差異，試圖找到彼此的連結，努力邁向自由解放？70歲澳洲原住民女性麗拉‧華特森（Lilla Watson）說：「如果你是來幫我的，那麼我毫無興趣。如果你來是因為我們是命運共同體，那麼～～讓我們攜手同行。」（華特森1986）這是我未來工作的方向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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