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萬佩萱 校閱：郭江龍
觀眾屏息看著，舞台上，Ayalon監獄瞭望塔和圍牆四周的陰影下，有人正熱烈討論著：什麼是對謀殺犯較適當的刑罰。扮演殺人犯父親角色的是，因為殺死計程車司機Derek Roth，而在監獄服刑的Arbel Aloni。他正和扮演受害者父親角色的Bentzi辯論；Bentz是特拉維夫（Tel Aviv）大學社區劇場計畫的學生。
“如果你認為你必須殺某人，只因他殺了人，”Aloni激動的說“那麼，他們也會殺了你。你判了自己死刑。”
“如果你認為你必須殺某人，只因他殺了人，”Aloni激動的說“那麼，他們也會殺了你。你判了自己死刑。”
Bentzi 說：“我代表國家，以正義之的名。他取走了我女兒的生命。沒有理由饒了他。”
Aloni回答：“你是個父親。你怎麼能說殺人是對的，難道殺人是正當的嗎？”
Aloni回答：“你是個父親。你怎麼能說殺人是對的，難道殺人是正當的嗎？”
這是上星期在Ayalon監獄行政大樓三段演出，其中最溫和的小品片段。演員包括：11位男性囚犯人、10名女學生和一名男學生。他們演出的內容是每週見面一次，歷經七個月，共同寫作、排練，集體創作出來的短劇。
社區劇場是一種藝術活動，它在以色列監獄已經進行了許多年。和所有的社區劇場一樣，它的目的是，將參與者的生命故事轉化成戲劇創作，並鼓勵參與者改變所導致的培力。監獄部門認為，它也是促使囚犯經歷並具備——團隊合作、守紀律，負責任和勇於承擔，相互支持和自我表達的方法，可以幫他們出獄後融入正常的社會。
通常監獄的社區劇場只有一位帶領者，但是這次，Tel Aviv 大學社區劇場計畫的主持人Peter Harris帶著一群積極參與的大一學生到監獄。有些犯人除非有大批安全人員護駕，否則不許離開監獄。因此這兩組人的初次相遇是艱難和緊張的。然而，稍後學生們開始對這些因謀殺、強姦和襲擊而服監的犯人，產生同理和同情心。
學生們事先被告知，不要提及任何關於自己個人隱私的資料，如，他們的姓和居住的地方。他們也被告知不問犯人，關於他們犯下的罪行。所以，當劇中一位扮演重要而正面角色的犯人，在小組中坦承，他因為殺了自己家族中的兩個成員，而被判雙重終身監禁時，學生們非常的震驚。這個供認——或，小組稱它為“移開面具”——發生在計畫開始後三個月。囚犯們很擔心學生因此不再來。其實囚犯們對這樣的聚會，原本覺得十分為難而痛苦，因為定期與學生會晤，將不時顯示社會看待他們的眼神；最終他們克服了恐懼、恥辱和抗拒的態度。
從演出的短劇【你們看著我們，我們看著你們】可以知道他們之間曾經發生了什麼事：
囚犯：“我看著你們，想著，如果不是被要求，不知道你們會不會來這裡。”
學生：“我看著你們，我感覺到我的喉嚨升起一股厭惡感。厭惡你們，以及你們所做的事。我厭惡自己對你們的同情和憐憫，它應該給別人，不是給你們。”
囚犯：“我看著你們，想著，如果不是被要求，不知道你們會不會來這裡。”
學生：“我看著你們，我感覺到我的喉嚨升起一股厭惡感。厭惡你們，以及你們所做的事。我厭惡自己對你們的同情和憐憫，它應該給別人，不是給你們。”
囚犯：“看著我！請～看著我。不是看我曾經做過的事。而是看，來到這裡以後的我。看看！要是我不在這裡，我本來可以做多少事。”
學生：“我看著你們，我怕得要死。如果它發生在你們身上，它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誰能保證，那個讓你們變壞的開關，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囚犯：“我看著你們，想著在外面，我不會再遇到和你們一樣的人。這段和你們共渡的時光，對我而言已經足夠。“
十八名囚犯參與了這個過程，其中有七人半途退出。對部分犯人而言，這個計畫是為了懲罰他們違反社會的紀律。犯謀殺未遂、盜竊和襲擊罪刑的21歲Shlomi Neuman，離開計畫一個月後又回來。 “（過程中）我覺得我不斷地被評判，沒人願意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回來（這個工作坊）很不容易。我是非常封閉的人，我不願意接近其他人。但是當我和一個囚犯打架被關禁閉後，我意識到，劇場幫我把腦袋保持清醒。我很快就會被釋放，我想改變，學習接受他人，因為我已經想清楚，當我出去後，我會需要夥伴。”
演出結束後，Arbel Aloni說：“我很沮喪，每星期有人來，提醒你是誰，以及你因為做了什事而身陷囹圄。有些晚上，我充滿愛、幸福的從劇場回到監獄，並高興我參加了這個計畫；但是在其它的晚上，我恨他們。‘對做了那麼邪惡的事的人，一個人願意付出多少’的問題，我還沒找到答案。也許有一天，他們能夠在看著我們眼睛的時候，也能看到其它。”
下週將有一個計畫總結會議。根據事前決定的規則，學生不會接觸犯人。
Neuman說：“這個規則是為了保護學生和我們不曝光。在這裡，我們控制風險。在外面，一切無法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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