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9日 星期五

反抗的悖論與困境——我看好戲量之《駒歌》

文:瘋子  上海草台班成員

遲到了3年,香港好戲量在2009年第一屆的下河迷倉秋收季節招募作品時,便已申請來滬演出他們的《駒歌》。後因有關部門以涉外(香港屬國外?!)為由,令戲劇節組委會不得不婉拒好戲量的申請。辛苦此次遠道而來,且在通風不佳的下河迷倉戰高溫的劇團成員們。

《駒歌》借用黃家駒的多首名作,通過一個關於反抗的故事串聯在一起。

故事的開始,是一個學校要被拆遷,為了反對地產霸權,大家發起《擁抱大地音樂會》,後又有暗地為學校提供獎學金的歌手卓賢加入。而卓賢當年的戀人正是政府派來與他們談判的,於是觀眾得知他倆一人從藝,一人從政,當初都是為了改變現實。但真正的現實卻是政府斷水斷電,後又強制清場,導致一直堅持反抗的卓賢致死。在眾人的緬懷中,他昔日的女友離開政府機構,要為改變現實繼續堅持下去。

比較有趣的是,結尾處他們加上了最近因動車事件而在網路上流傳的一段話:請放緩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樑坍塌,不要讓道路成為陷阱,不要讓房屋成為廢墟。在我看來,這是劇場人對於現實的即時回應。通常,面對事件,劇場人的反應都會比較慢,當年還有上街演出活報劇的即刻努力;現在,因種種原因已很難操作,劇場人也或多或少因此自我閹割了類似的願望。

《駒歌》中鮮明的反抗姿態,是在這個多事之秋難得的“衝動”,而這樣的姿態與堅持反抗的主張,有急於改變現實的渴望。結尾處,卓賢女友退出政府,以獨立人的身份進行鬥爭,也意味著對個人自主性的確立——我們的生活還是有選擇的。

在這樣的社會裏,好像是沒有誰會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的吧?

《駒歌》中也借不同年齡、不同層面的人之口,倒出了他們的不滿。戲的開始,眾人的不滿還集中於反對地產霸權,但馬上話題便轉入到工作、生活、安全感、權力壓迫等問題上,直言是“把人變成了機器”。這讓我也感到有種疑惑,他們究竟是要什麼?比如那個送外賣的,他抱怨必須在30分鐘內送到指定地點,不然就要賠一個派給客戶,那如果是1小時之內你就滿意了?還是你想要的是取消工作制度?或是人格上的尊重?不清楚...眾人把生活裏所有的不滿都倒了出來,抱怨、哭泣、怒吼、歌唱...然後呢?

在故事裏的層面講,不清楚究竟要什麼,是沒有辦法談判的。如果說反對地產霸權還有可以商量和溝通的餘地的話,那工作問題、教育問題、家庭問題、生活問題一樣樣都擺出來卻還不清楚自己到底要怎樣的時候,確實只有被清場這一條路了。在故事外的層面講,拋出的問題範圍過於寬泛,以至於沒有方法可以對問題做逐個的分析,淪為大而無當的發洩式的不滿而已。

對於觀眾而言,一方面作品缺乏信息量,所有的抱怨都沒有人會感到陌生;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反抗人士帶有明顯的高姿態——我說“不”了,我多了不起——這樣對觀眾形成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行動上過於宣洩式的語言與行為,也有著小朋友似的稚氣,這些都很難讓觀眾真正產生同情和認同。比如說圍成一圈拿著種子跪拜的段落,我知道曾經有運動分子在香港的街頭巷尾做過這樣的行為。

可以想像在那樣一個現場,個人儀式化的行為與高商業度的環境形成強烈的對比;但在劇場中,因沒有了外部世界的現身,跪拜行為更成為彰顯個人道德崇高的某種橋段,不但顯得很做作,更把觀眾置於低處,而讓人暗生排斥。作品其實並沒有嘗試去討任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因為問題一直都在,沒有試圖挖掘出新的問題和新問題間的聯繫,當然,也就不會有新方法。

其實我理解,他們真正想要反對的,是彌漫在生活角角落落間的資本主義邏輯,但要反對這個邏輯是需要真正的勇氣的。一邊舉著反對的大旗,一邊吃著麥當勞,幻想著自己可以早一點買房是有點滑稽的。就像當年批評一些工運分子為工党主義,他們罷工是為了與老闆討價還價,以爭取更多的報酬,然後可以更快樂地去消費...反抗者搖身一變成為資本主義邏輯的附庸者,反抗的意義也被一下子反轉——反抗的行為竟然讓這個糟糕的制度更強大、更完善、更不可逆地奔跑下去。

在《駒歌》中。可以看到民眾劇場的創作方式,在都市里的年輕人身上,可以轉化出什麼樣的可能來;也能感歎或許這就是所謂後現代的思維,我們流著淚、唱著搖滾歌曲,就以為我們跳出了死水一樣的生活,其實一回頭,我們又繼續為了資本和權力在爾虞我詐;我們在舞臺上說了“不”,就以為在煽動起一場革命,其實坐在舞臺下面的是我們自己而已...如從戲劇對創作者的個人心理治療這一角度而言,《駒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

可如把呼喚永不妥協的反抗精神,作為作品的核心,引入黃家駒的歌,期待歌曲中的叛逆精神,來刺激當下的心靈的話,那關於反抗的論述並沒有被真正展開,只聽聞那一聲聲乾癟的口號。更由於作品的鋪敍過程中,上述提到的種種姿態,直接導致了表演越煽情、演員越陶醉,思辨卻越無力的局面——這很大程度上自我消解了作品呼喚反抗的意味。

對此,我不得不懷疑,由於是我們自己抵消了自己的願望,讓它成為一種帶有娛樂性的安慰,讓反抗變異為“私有化”的姿態,那是否意味著——當我們在舞臺上罵得越狠,越是成為這個殘酷現實的幫兇?

不但如此,在演出結束之後的互動環境,更讓我覺得有著透不過氣來的虛無。劇團成員號召在場的所有觀眾,一起高唱Beyond的歌,人人高舉著代表搖滾反叛精神的金屬禮手勢,像極了演出會中歌迷手裏的螢光棒。金屬禮中的反叛意味,那些流淌著反叛歲月的詞曲,在娛樂泛化的自我感動和自我安慰中被篡改、扭曲...我看著上百人整齊劃一的手勢和歌聲,莫大的虛無感和恐懼感直襲心頭——這是搖滾精神的破滅,和反抗的瓦解——一點點未來感都沒有!

演出結束後偶遇戲友,他卻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民眾劇場,好像不該只是喊喊口號而已吧?”...他的語氣,讓我意識到:在這個時代,其實憤怒也已經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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