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 蝸牛，不見得比鳥慢----當民眾劇場遇上成人教育

文∕鍾喬

巴西被壓迫者劇場的知名戲劇大師A. Boal (一般中譯波瓦)過世。對於當前以戲劇作為社會改造方法的人，都是極大的遺憾和震驚。波瓦的論述通常由他的實踐引發，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中，帶來幾乎一致的回響。他在劇場中所探索及發現的身體對話論，不免又引發了我對民眾戲劇和成人教育的聯想。

波瓦走了！但，他在弱勢者的身體和心靈上所創發的劇場互動，總讓人回想起那一隻隻沉默卻善於連結的蝸牛。

事情是這樣的：

多年以前，基於對亞洲民眾戲劇的熱衷追求，經常往返於台北---菲律賓之間。在一回偶然的機會裡，我從一位民眾戲劇組織工作者的手邊，拿到一本實務操作的小冊子。冊中的前言是一則童話似的寓言，因發人深省，至今仍印象深刻。它大抵是這麼說的：

一個夏天的午后，陣陣涼風在樹林間穿梭，恰巧是鳥兒們啾啾唱歌的好時光。

就在一棵樹的枝椏上，有一隻林鳥正悠閒地歌唱著。唱著，唱著的同時，這隻林鳥不意間瞧見樹下的根幹間，有一隻緩緩爬動著的蝸牛。

林鳥兀自興奮地陶醉在自己的時光中，便也斜眼望著蝸牛，不帶任何情緒冷冷地問了蝸牛說，「您好啊！慢郎中，看您爬得這麼辛苦…我看啊！為了刺激您行動的速度，我們來做個比賽。我讓您三個月時間，我們從這樹下到森林外的另一棵大樹下，看誰比誰先到達…您覺得如何？」

「比賽啊！」蝸牛慢條斯理地說，「妳說是比賽啊…。」

「怎麼啦！您是重聽…還是膽怯了呢！是啊！比賽啊！我還讓您足足九十天有餘呢！」小鳥自鳴得意地邊説邊啾唱著，「怎麼樣，您敢不敢啊！」

「我…我…」遲疑了半响，蝸牛一時答不上話來。

「怎麼樣，我是為您好…」小鳥一嘴酸溜溜地說，「讓您老先生敢得上時代的快速步伐啊！」

「好…要比就來比…你說，什麼時候開始？」一經刺激，蝸牛於是也鼓起勇氣大聲嚷嚷起來。

「就…從現在開始啊！」小鳥於是翹起二郎腿，在林梢間找個舒服的姿勢躺下身來。

這以後，小鳥便愈加悠閑地在林梢或玩要、或休息，為的就是給林間的鳥獸虫蛾們，宣告自己即將得來的不費吹灰功夫的一場勝算。

那麼，蝸牛呢！可急了！急得在原地汗流浹背地轉了一整個下午。

匆匆時間一刻鐘又一刻鐘地飛逝。在不知如何的狀況下，蝸牛突而臨機一動，有了大好的點子…。

故事說到這裡…。很快地三個月時間過去了！

就在距離最後相約時刻的前十五分鐘，小鳥打了個哈欠，這才從悠哉的睡夢中醒了過來，心想憑自己的飛翔速度，只要十公鐘就可以抵達終點。那麼，就飛去等候鐵定懊惱地還在慢慢趕路的蝸牛吧！

小鳥吹著輕鬆的口哨，不到十分鐘時間，就飛到目的地了…。沒想，令她自己懊惱的事，才剛上場呢！怎麼說呢？其實，也不難預料。那也就是…關於這樣類似龜兔賽跑的故事，其結局，當然早有前車之鑑。勢必是當小鳥到達時，豈料蝸牛早已躺在大樹下等候小鳥的到來了！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是你比我先到呢！」小鳥氣急敗壞地在大樹間生著悶氣地嚷嚷著。隨後，撲著悶聲不響的羽毛，一溜煙地從森林裡消失了蹤影。

如果說，龜兔賽跑的寓言，是嬌者反被自身的「傲慢」打敗的話。蝸牛和林鳥的競賽，卻有更令民眾戲劇工作者省思的地方。因為，就在這時，蝸牛朝著瞪傻了眼的鳥獸虫蛾們，笑笑地說：「各位，你們想知道我怎麼先到達的嗎？哈！哈！」隔了個半响時候，他這才又說，「可別小看我們了…。」

「我們？怎麼會是我們？」有聲音問說。

「是啊！是我們一群蝸牛們啊！」賣個關子，突有便聽到有數以千隻計的蝸牛們，一起轟轟然地大笑起來…。笑聲穿破了密葉叢生的森林，像是一場仲夏午后的西北雨，淋得大伙兒直呼爽快。

爽快中，蝸牛於是將事情的來籠去脈一句句道來，這時大伙兒才恍然大悟地明白，原來在過去的這三個月時間，蝸牛每逢寸步遇上另一隻蝸牛，就要後者往前傳遞比賽的訊息，而後，再由後者傳遞訊息給另一個後者，從無間斷…直到森林外大樹下的那隻蝸牛聽到訊息為止。

為了這一整趟訊息的傳遞，大約耗去了蝸牛兩個半月的時間。

因此，終點處大樹下的這隻蝸牛，已經在大樹下等著小鳥的到來，足足有半個月之久的時間了！

故事說完了！但，寓言尚未結束哩！怎麼說呢！

因為…這樣的寓言故事，用來比喻社區民眾戲劇的推展，有其恰到好處的地方。原因恰在於，發生於民眾間的戲劇，並非單純只為演員訓練的藝術性而來。更形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劇場的互動機制，在人與人之間展開對話的功能，並進而尋找到關切公共議題的可行性。然則，民眾不是抽象意義下各自存在的生命個體。相反地，是得以聯結的共同體。

同時，當民眾戲劇發生時，通常會較有意識地去靣對處於弱勢狀態下，被稱作「文化沉黙」現象底下的人們。這時，她／他們就不會是處於精神及物質皆據優渥狀態的社會階級。換個比喻，就像是寓言故事中那隻自鳴得意的林鳥。不是林鳥。那麼會是蝸牛囉！

的確，也不妨這樣來指向。因為，蝸牛總是慢，總是在主流價值外踽踽而行。重要的是，一旦联結的時機到來，卻也不會是等待著被施捨、被超越的對象。他們像通風報信的蝸牛，相互親切地告知彼此的所須及擁有，讓資源以「我們」的姿態具現在「個人」的獨領風騷靣前，並有技巧地嬴得一場賽事。

敘述「我們」。在實質的界面上，首先得去釐清的是：「我們」是一群沒有經歷過共識的培力，而排排站或排排坐在一起的人嗎？當然不是。相反地，「我們」是一群在視線上能相互看見彼此，在聽覺上，能聽見相互的發聲，又甚而在身體的觸覺上，能觸動到相互間的體溫的人們。

這樣的人們，走進工作坊的空間，就成了民眾劇場中的民眾。經由關係連結的必要，民眾在對話的場域中，認識到單向溝通的對待，便是為產製規訓空間的而來的。如果，想從規訓中出走，只有創造對話空間一途。

在這裡，我們處理到一個核心問題。亦即；民眾是在劇場中經由對話而聯結的。但，對話經常被誤讀為相互矛盾的彌合。在思惟的層次上，矛盾恰恰得經由對話而被揭發，才有可能在公共性靣前往前推進一步。當然，對於大多數有過民眾(或社區)劇場經驗的人，包括參與者、組織者及輔導人在內，都一定心知肚明，這樣的思惟，通常在實踐的層靣上，是最具挑戰性的一環。特別在為營造良好氛圍的社區業務中，找到願意參與的伙伴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要揭發矛盾，豈不憑添愿懟、傷了難能建立起來的和氣，不是嗎！

因此，這是很難碰觸，又似乎非得去碰觸不可的事情。但，在時間中培養耐心，是必經的過程。

這個問題的原始出發點，還是得回到前靣寓言中的蝸牛。當我們說，蝸牛比喻弱勢者，便也意味著在公共領域上，須要經由共同的力量去爭取更多的平等。因而，蝸牛有別於蝴蝶。蝴蝶比較類似追求市民社會美好想像中的社區產能者。在此，當然沒有貶抑蝴蝶或張揚蝸牛的意思。只不過，就事實的層面而言，似乎也無法迴避這樣的判斷。而恰恰也是在這樣的判斷下，我們得以發現，蝴蝶之間的對話，較多圍繞在如何塑造芬芳空氣的情境中；蝸牛得為爭一口氣地活著而展開串聯。這是牠們對話的本質。對於類比於蝸牛這樣的社區或社群的民眾，巴西教育哲學家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精闢而深刻地發表了他的看法。他說：

既然對話是對話者間在共同進行反省與行動時的邂逅，當它向世界傳達時，世界即成為它所欲改造與進行人性化的對象。

保羅、弗雷勒說得太深了嗎？在我看來，倒不是「深」不「深」的問題。而是這席話語因其思想的重量，恐會讓蝴蝶無法展翅輕飄；至於蝸牛，則時時刻刻都不免是要扛著這樣的重量，朝森林外的大樹下緩緩地爬行與對話，否則，一個不小心，就要被鳥語花香給嗆得失去了僅有的泥濘了！

現在問題來了！那也就是，我們倒底如何在社區的組織性或劇場的藝術性中，展開這樣思想傾向性的對話呢？這其實是成人教育對民眾劇場的一項挑戰。

坦白說，述說不難清楚；要命的在於，論及實踐，則不比攀一座大山容易。理由僅僅在於，誠如弗雷勒所言：「對話是一種認知的方式…。」因為，這認知本身和問題意識的養成相關。而問題意識通常都隱藏在公共與私自生活的灰色地帶，不經挖掘，不會輕易現形。

非常多在社區劇場工作坊中出現的案例，讓我們有機會從民眾身上學習到，如何從微觀出發，去探討具公共面向的問題意識。這樣的作為，是為了實現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

舉例而言，民眾總會在臉上掛個問號，問說：「婆媳不和諧是問題嗎？鄰居之間有微詞，是問題嗎？」做為輔導人的身份，首先，當然要接受這些都是問題。但，更要提醒，「這是切入問題的最好方法。」怎麼說呢？理由再簡單不過了！因為，我們就是要通過切身的問題，去找尋和社區公共議題相關的問題。所謂，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是從一粒沙看世界的不二法門。

當我們往前推進一步，將問題意識帶到劇場中來，對話的認知方式又和身體的表述不可切割，那麼，我們就得靣對劇場和社區双重的問題了。

幾些年來，在社區或社群主持民眾戲劇工作坊的經驗，讓我有機會運用了這樣一個圖表呈現劇場與社區的對話關係。圖表如下：

Empowerment --->培力or使能

這圖表中顯示，劇場做為一種社會論壇時，如何在社區或社會弱勢民眾間展開身體與意識的對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對話的產生，是為了揭視問題的本質，又或者說，在破除一元式教化的教習情境下，推進參與民眾對問題意識的提升。

在此前題下，劇場或其它文化元素，不再僅僅為表現而存在。卻以過程來呈現Empowerment（通常譯作「培力」。也可轉譯為「使能」，即使自已能，也使別人能的互相對話關係）的重要性。重要的是，無論「培力」或「使能」，都須要一套方法，藉由工作坊的操作，讓參與者從個人的認知出發，得以和團體間形成情感與知性的共識，而後，藉由劇場的方式表達出來。在此，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工作坊的方法論中，固然應免於因技巧化而失去有機的脈絡。但，隨時調整對話關係的有機性，卻是保證能更有成效地呈現精神內涵的前題。

方法與脈絡的辯証，通常出現於輔導者 ”Facilitator”如何靈活運用溝通技巧，導引參與民眾以最簡單的方式釐清自身與伙伴間倒底是處於ａ／各說各話ｂ／強勢（說者）对照弱勢（聽者）又或c／相互對話　的狀態中。

從上述圖表中，人們將不難理解，圍繞在民眾劇場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鍵議題，其實是劇場如何介入現實，而現實又如何介入劇場的辯證關係。此一辯證關係的建構，可以在以世界為中介的人與人的「對話」中找尋到切入點。從而，讓「培力」或「使能」不再只是話語上的述說，而有實質上的意涵。

現在的重點是：對話的重要，是因應著行動者之間，往返於行動---反應---再行動的辯證機制而來的。這其間，行動—反應的互動，其實持續處於流動狀態中。就像劇場中的演員，永遠在行動中尋找反應，又在反應中找到下一個行動的動機。如此，在民眾劇場裡，行動者是演員；在社區或社群中，行動者就是民眾及組織工作者。只不過在民眾劇場的範疇中，比較有系統地處理了觀眾如何穿過一道有方向的途徑，從社區中被動的傍觀者轉化為主動的表達者。

如果，我們用劇場的空間思惟來想像，就是從觀眾席到舞台的過程。這過程，在實務上，便是在工作坊的時空中發生的。

保羅、弗雷勒殷殷企盼，經由對話的開展，弱勢者得以對世界重新命名。這是他在＜受壓迫者教育學＞的篇章中，對於人性變革與改造的核心思惟。

在這裡，劇場推出了一個解放的空間，讓民眾在其間為自己的身體、情感、意識、想像「命名」。但，不可忽視的，這空間中，卻也舖陳著一趟從理論到實踐的旅程。

許許多多的案例警示著我們，「命名」的旅程，在實務上，不免為民眾、組織者和輔導人之間帶來了焦慮感。通常，焦慮的發生，來自於組織者和輔導人善意地為民眾張顯了「命名」的正當性或正義感。但，民眾的須求，卻是現實的問題如何被解決。這時，正義感非止失去了正當性，而且造成兩造之間，有形或無形的焦慮感，彼此拉扯，終至無法收拾。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要澄清：「民眾為個人或群體重新「命名」，終究是民眾戲劇的動機和目的，可是，從動機到目的，有一趟轉化的旅程，卻是關鍵的要點。」就是在這樣的旅程中，有了對話的發生。

是在這樣的想法下罷！當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過後，曾經接到許多關心災區心靈重建的大陸NGO(非官方組織)工作者及民眾戲劇團體的來信，殷切期盼「差事劇團」或我本人，能夠赴災區，主持民眾戲劇工作坊，達成災民心靈重建的目標。

會有這樣的期盼，自然和「9.21」大地震後，「差事劇團」在石崗和後來的「石崗媽媽劇團」進行工作坊，並推動社區劇場的實現有關…。

將民眾戲劇作為一種療傷的方法，實現在受災難所侵襲的民眾身上，除了熱誠之外，亦深感責無旁貸。或許，也因為如此吧！對於如何與受災民眾，重新為苦難的人與土地「命名」，卻有了更多的思省。

在幾次的座談會上，我首先表達了，對於將我和「差事劇團」所進行的地震災區工作坊視作某種典範的焦慮感。這麼說，無非想表達做為輔導人的我們，自始至終，其實都只是災難事件的「中間物」。亦即，並非以啟蒙的姿態，為民眾帶來了如何非比尋常的結果或答案。這，非關謙虛，只是事實。

而後，進一步地，我表示，多年以來，雖然做為「差事劇團」一員的我，運用了民眾戲劇在「石崗媽媽」身上展開了長久的對話。但，既是對話，就表示身為輔導人，不應也不恰當一直處於「代言」的位置。簡言之，在相互對等的關係下，僅因提供這項經驗，或許對於想前往四川震災進行文化實踐的大陸朋友有些許參考作用，才有種種的發言。這發言的主體性，最終，還是要回到石崗媽媽或其他曾參與此一過程的民眾本身。

最後，我以為，天災導致人命流離失所。恊力心靈重建自有其當下的必要與必然。只是，如果「必要」，只因工作者有一項業務得去消化申請來的預算，長久下來，施捨的上對下關係不會被打破。如此一來，民眾戲劇中強調的文化知識人與工農勞動者相互學習的情境，永不會被具現。再有，如果「必然」，只是前去進行工作的輔導人一廂情願的話，非止造成受災者被「善意」所壓迫，更容易讓輔導人因無法收到立即的成效而陷入焦慮的狀態中。

這樣的表達，無非在述說著，「命名」是由組織者、輔導人”Facilitator”與民眾共同疏理出來的一條從論述到實踐的旅程。如果將旅程比喻為的河流，則其間充滿著各式名樣的激流和險灘，最終，在河的彼岸，長著一棵社區或社群的生命樹，分別標示著：

代表著A動機（或出發點）的樹根／意味著B現況如何的樹幹／象徵著C資源的樹葉／以及具現著D成效的果實。.

並且，永遠在詢問著彼此：

相聚的出發點是什麼？（是什麼樣的樹根？）／那麼，現況又如何？遇上的具體困難是什麼？（樹幹長得如何？）／有什麼正面及負面的資源，如何善用及取捨？（樹葉風貌如何？）／那麼，眼前如何評估具體成效？（果實累累或稀落、豐厚或病瘦？）